“敦、大也、煌、盛也”在广袤无垠的西北，敦煌以莫高窟闻名世界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这座古老的石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核心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保存较为完整、内容最丰富、艺术最美的佛教艺术遗存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然而，在千百年的风云中，莫高窟曾经历过掠夺、破坏、风化、侵蚀。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保护莫高窟世世代代成为敦煌人的责任和使命。 坐冷板凳的大国工匠，数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，让千年的法国再次闪耀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如何对抗时间，如何保护文化遗产，这不仅仅是莫高窟面临的挑战。 世界正在探索新的路径和技术手段，更好地保护和继承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【长篇报道】 　　

　　

　　5G时代到来之际，古老的莫高窟也听到了新技术的飞跃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8月底，敦煌研究院与科技公司达成协议，准备引进5G技术，共同推动5G联合创新实验室的成立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摄像机拍摄的千年壁画将更好地传输、处理和保存，并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世界各地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莫高窟，这个一千多年前开凿的佛国，至今仍保存着735个洞穴。 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彩雕，将其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保存比较完整、内容最丰富、艺术最美的佛教艺术遗存，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远万里来到西北，参观“沙漠中的美术馆”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但经过历史的掠夺和破坏，又经过长时间的侵蚀和风化，霓虹灯的颜色渐渐消失，神佛眉心变得模糊，宫殿的墙壁出现了裂缝，古老的器乐也染上了白霜…… 　　

　　

　　而后，与时间的较量接力棒代代相传，匠人进山洞，摄影架在壁画前，最传统和最先进的技术汇聚，复活了千年佛窟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 　　

　　

　　7月11日，甘肃省酒泉市敦煌莫高窟9层楼高。 图/视觉中国 　　

　　

　　预防性保护 　　

　　

　　现在，我参观了莫高窟，有了新的体验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进入洞穴参观前，游客首先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看数字电影。 镜头滑过沙漠时，驼鸟嘶叫，沙尘卷起。 从张诺使西域谈起，此后，丝绸之路上的佛国世界历经千年建成，有了最初的面貌。 老百姓称之为“千佛洞”，多年后，莫高窟臭名昭著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随着丝绸之路的沉浮和佛教的兴衰，莫高窟也往返于鼎盛与沉寂之中，这段历史被浓缩成20分钟的短片《千年莫高》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旁边的2号电影院正在上映《梦幻佛宫》。 同样的20分钟，是敦煌莫高窟经典洞窟的虚拟漫游，一个个特色洞窟展现在游客面前，内容包括年代、风格和壁画内容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莫高窟数码展示中心于2014年8月投入运营。 这是莫高窟保护工程中的核心项目，总投资达3.4亿元。 目前，数码展示中心每天播放30场电影，每次播放200人。 结束后，200名游客被4辆大巴送往洞穴区，由8名讲解员带领分8个路线参观，人们8分钟后离开洞穴，充分传播了莫高的历史，大大缩短了游客在洞穴里的时间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这是为了减少游客在洞穴里的停留时间，减少呼吸中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对壁画的伤害。 敦煌研究院历时10年洞穴监测、游客调查，最终统计游客承载量。 以每位游客参观莫高窟两个小时计算，一天只能接待3000人。 洞穴可容纳25人的标准参观组最小面积为13平方米，平均每个洞穴8分钟为宜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洞穴外，很多人通过网络看莫高窟。 2016年5月，“数字敦煌”全球上线。 研究院的同事们利用十几年积累的莫高窟数字文件发挥用途，30个经典洞穴以另一种形式在网上重建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点击链接，显示30个洞穴的列表，在首页显示时代和概要。 单击鼠标可以开始洞穴中的全景漫游。 点击加号放大，可以清晰千年前的飞天轮廓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营的201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； 从此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跨越了“抢救性保护时期”和“科学保护时期”，进入了“预防性保护时期”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灰脸急诊 　　

　　

　　石窟里的蓝色工作服几乎是静止的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壁画修复人员坐在脚手架上，用毛笔除尘甲、空鼓壁画后，拿起注射器，将配置好的粘结材料沿浇注管滴下。 推搡、支撑，将像鳞片一样浮起的壁画重新贴在墙上。 很多时候，他们在小壁画前坐了几个小时，椅子放在同一个位置，看起来一动不动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壁画修复师李云鹤今年86岁，“从医”63年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，仍在一线工作。 虽然腿不像年轻时那么结实，但是爬上双层脚手架是没有问题的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 　　

　　

　　工作中的李云鹤。 回答者供图 　　

　　

　　63年前，李云鹤在去新疆建设的路上，在敦煌逗留了几天看望亲人，不料被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“推”了一把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小李”在莫高窟的第一份工作是打扫堆沙。 几年后，举世瞩目的丝路珍珠，当时灰头土脸。 无人的洞穴散落在戈壁断崖上，栈道狭窄，不时崩塌； 流沙堆积，高达四五米，堵塞了洞门。 刚打扫完的地面，一眨眼就被北风笼罩着的新沙子包围着…… 　　

　　

　　每天，李云鹤也灰头土脸。 用白水煮面填饱肚子，前面放盐和醋，用戈壁沙漠的红柳枝当筷子。 水来自苦口泉，盐分含量高，刚来的时候总要腹泻； 房子是马厩改造的宿舍，睡觉的时候灰尘簌簌地落在脸上，第二天早上鼻孔乌黑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当时也不觉得苦，那么多老师都能蹲下来，我是高中生做不了什么？ ”李云鹤的回忆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老师们”是常书鸿等第一批莫高窟的守护者。 1944年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6年，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，常书鸿和艺术家们被莫高窟的艺术魅力吸引，纷纷来到敦煌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没想到，风沙侵蚀、战乱、西方冒险家的掠夺，让眼前的莫高窟在天灾人祸的蹂躏下，一片狼藉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放下笔，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开始干体力活。 戈壁沙漠种树，一排排窑洞砌围墙，风沙野兽挡在外； 直到1956年李云鹤抵达时，沙石依然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，石崖上也建有防沙墙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三个月试用期结束后，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。 李云鹤记得。 院长常书鸿对他说。 “小李啊，我给你分配工作。 不仅你做不到，我们国家也做不到。 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了” 　　

　　

　　从那天起，李云鹤着手修复莫高窟壁画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几年后，李云鹤多次回忆起作为修复师进入洞穴的那一刻。 壁画斑驳，雕像崩塌，千年前的谷草裸露在残垣上。 门打开了，风蜂拥而至，尖锐的壁画“像雪一样洋洋洒落下来”，让人心痛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李云鹤等人蹲在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，一点一点地收集脱落的壁画，又一点一点地贴回去。 光线不足时，将白纸铺在地上，用于反射洞穴外的阳光； 没有实验设备，用厨房火炉和锅加热，观察材料性能； 凭什么掉尘破坏最小，凭什么粘连强度最大，凭什么压住留下痕迹最少，我们都在摸索中进行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几年后，人们将这段岁月定义为莫高窟保护史上的“抢救性保护时期”。 被指出早期修复的极限——例如水泥“补片”通气性差，水分持续侵蚀周围的壁画； 铁条和鞋钉被粗暴地钉在壁画上，给壁画造成了二次破坏，也影响了外观。 但在当时，那是给予莫高窟的最好的“救援”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161窟不足60米的壁画花了李云鹤等人700个夜晚。 它成为敦煌研究院历史上第一个自主修复的洞穴，也是国内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 　　

　　

　　莫高窟386窟壁画甲病害修复前(上)与修复后(下)的对比。 回答者供图 　　

　　

　　科学防治 　　

　　

　　经过漫长的抢救阶段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进入“科学保护时期”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当初，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大多是美术专业毕业的。 渐渐地，大家的学科背景越来越多样化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李云鹤表示，文物保护涉及多个领域，需要专业人才来分析岩体结构、材料成分、病害成因等。 以前，在最窘迫的时候，修复师们必须带着材料到大学去，请专家帮忙做实验，然后研究院有了自己的团队，化学、水利、生物、岩体力学等不同专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，在新山洞修复之前，山洞里的病害的种类、面积、原因，都有具体的数据和分析，修复师们有的放矢地完成了修复工作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不仅洞穴里的小环境，莫高窟周边的大环境也进入了家长的视野。 在洞穴区，南北1600多米的岩体上分布着700多个石窟，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地震研究所合作，查明了莫高窟的基础性质和水文性质、抗震能力、洞穴稳定性等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20世纪80年代，家长们开始对风沙危害进行科学防治。 石窟前，老一辈敦煌人种下的新疆杨早已郁郁葱葱，而后两公里长的灌木林如飘带般缠绕。 工程沙被提上议程，莫高窟顶上无边的戈壁上，草方格沙障和砾压沙阻隔了沙源，尼龙网栏阻隔了泥沙的“攻击路径”。 “沙”的问题得到了解决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敦煌研究院还与美国盖蒂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保护研究项目，以莫高窟第85窟为例，寻找保护莫高窟的有效途径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此后，第85窟成为1997年敦煌研究院《中国文物保护准则》的典范，这是指导中国文物保护行业的第一个规则和标准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在壁画修复方面，中美专家用4年时间，试验了80多种材料，寻找效果最好、对壁画影响最小的修复材料，形成了壁画保护的全套科学程序和技术，解决了莫高窟空洞鼓、醉酒碱等壁画修复保护难题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如今，70后、80后逐渐成为修复师的主力。 壁画的“治病”技术由大师传给徒弟，由徒弟传给徒弟。 追溯到那时，他们会折断手指说。 “我师父是李云鹤老师的徒弟。 几年后，更年轻的90多岁的修复师进入职场，成为了第四代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李云鹤见证了敦煌研究院走过的探索和变化，儿孙也在他的影响下成为“面壁者”。 20世纪80年代，李云鹤的儿子李波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，回到莫高窟跟随父亲修复壁画。 2000年初，孙子李晓洋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，成为了壁画修复师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拿起接力棒时，李晓洋说：“爷爷一辈子都在进行和风赛跑。 他说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比赛，但我们必须敢于顶天立地。 即使和风消失了一辈子，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无法复制的文明。 ” 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数字敦煌” 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。 莫高窟的最终结局不断被损毁。 我们用一生的生命去做的事情之一是与毁灭的斗争。 请把莫高窟再保存久一点。 ”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很多场合多次说类似的话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影像记录了莫高窟无法忍受的破坏过程。 1908年与汉学家伯希首次抵达莫高窟，随行摄影师为壁画拍照。 2011年，敦煌研究院摄影师孙志军前往同一位置，拍摄了同一幅壁画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一百多年来，黑白照片有了颜色，但固定在照相机上的壁画的样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莫高窟第217窟，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，1908年还很完整，神佛轮廓清晰，器和衣袍也被肉眼充分识别，到了2011年，发现拍照范围内的壁画大部分褪色、模糊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莫高窟第97窟的壁画虽然于1908年斑驳，但16罗汉的服装、眉目却留有比较清晰的轮廓。 但103年后，一些罗汉只能看到头部，一些罗汉整个屏幕斑驳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保护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。 ”在一次采访中，樊锦诗对媒体说。 她说明了两种保护方法。 “一是运用化学、物理、工程等技术，修复病害文物，延长修复文物使用寿命。 但是，任何先进的保护技术只能延长文物的寿命，而不能抑制壁画和彩色装饰的退化趋势。 第二种方法是充分利用数字存储技术，永久保存莫高窟的文物信息及其宝贵价值。 ” 　　

　　

　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与修复师们的“面壁”同时期，莫高窟也开始数字化。 当时的樊锦诗院长提出“数字敦煌”的概念，世纪末，一些学者到美国西北大学探讨壁画数字化方案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当时家长们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拍摄，胶卷很贵，每次按快门都要准备很久； 由于设备简陋，拍摄结束后，胶卷自己冲洗，没有恒温装置，搬来炉子和洗衣盆，随时放冷水和热水，保持恒温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2005年，年轻人俞天秀大学毕业，来到莫高窟工作。 一年后，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数字中心。 这一时期，随着互联网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大潮，传统的胶片拍摄转向壁画图像的数字采集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俞天秀他们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每天“进山洞，下山洞”。 前期需要“归零”，摄影师们扛着轨道和照相机进入洞穴。 当时的要求是300dpi的精度，这意味着将壁画分成31厘米47厘米的几个部分进行拍摄，意味着需要在10几平方米的洞穴里拍摄成千上万张照片。 到了后期就需要“归零整理”，将拍摄的照片进行拼接、处理、修正位置的流程需要比前期多3倍的时间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千年壁画一个接一个地被摄像头记录下来，保存在电脑里，得以逃脱时间的破坏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如今，莫高窟更是走向了世界。 俞天秀和同事们依然按着一次快门，一帧一帧地修理着照片； 李云鹤和弟子们仍然在一点点清除尘埃，一个个地修理着壁画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几十年前，来莫高窟朝圣的大部分都是艺术家和史学家，如今，不少来取经的莫高窟文保专家们也像候鸟一样往返敦煌和外地，把来自莫高窟的技术带到河北、河南、西藏等地，帮助培训新的文保人才 　　

　　

　　每年暑假，都有很多年轻人来莫高窟实习、研究、做志愿者工作。 他们的一部分会留下来，进入俞天秀和李云鹤他们之中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文物保护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身影。 敦煌老一辈的人要传递接力棒，牢记“这是无价之宝，必须敬畏”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 　　

　　

　　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洞穴内进行拍摄。 回答者供图 　　

　　

　　【亲历者说】 　　

　　

　　"我们的成果被很多人看到了，我感到非常自豪. " 　　

　　

　　俞天秀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 　　

　　

　　2005年，我毕业于兰州交通大学。 听舍友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，于是投了简历。 “莫高窟在招聘计算机专业的人吗？ ”。 进了研究生院之后，我知道了我从事的是数字化工作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那时，互联网还不普及，只有办公室的电脑有网线，手机用的是摩托罗拉。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突然到了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 周围是戈壁沙漠，走了半个小时也不见人，刚开始很不习惯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渐渐地开始着手工作，整个人才都冷静下来了。 我进公司的第二年，研究院的数字中心成立了。 我们的工作是收集莫高窟的数字图像，进行后处理，保存在计算机里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在洞穴拍摄时，如果壁画有指甲病害，颜料表层翻卷，在拍摄中会产生阴影。 我们在拍照之前必须继续测光直到阴影消失。 采集后的拼接过程应确保不影响拼接成果。 此外，还遇到矿物颜料的光反射、设备故障等，必须继续寻找解决方法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最有成就感的是2008年，当时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美术馆合作推出了“盛世与光——敦煌艺术大展”，展出了许多前辈艺术家的壁画临摹作品，我们的工作成果也参展了。 这是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。 13米多长，3米多高，一面墙，是我们用数字化手段留下的壁画。 从采集到拼接，这张照片花了我们三个月。 40平方米以上的画面一根头发都不缺，完全复印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随后，“数字敦煌”上线，我们留在电脑上的壁画图片也开始被更多的人看到，走向世界，成就感更强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目前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非常完善，我们负责的数字化工作也已进入成熟期，在团队和前辈们的技术积淀上，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。 这几年，我们不断与外界合作，“数字供养者”等项目进展顺利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以前我们的工作内容都保存在计算机里，完成后只有自己看过，别人看不到。 当我们的成果被那么多人看到时，真的很自豪。 　　

　　

　　【同题问答】 　　

　　

　　问：你认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？ 　　

　　

　　俞天秀 　　

　　

　　(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) :敦煌石窟数字化经过探索期、发展期到现在的成熟期，数据采集精度从75dpi到300dpi，甚至达到600dpi，数字化团队从几个人到现在的90多人，每年山洞一个到30多个